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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尔哈赤死因之谜到底其是被炮伤致死还是因病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04:11:52 阅读: 来源:PVC护栏厂家

努尔哈赤死因之谜:到底其是被炮伤致死还是因病

天命十一年(1626),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,兵退盛京(沈阳),不久便撒手人寰。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,同时,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。关于他的死因,史学界争论不休,始终没有定论。

努尔哈赤,姓爱新觉罗,号淑勒贝勒,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(辽宁省新宾县)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。二十五岁时,为报父、祖之仇,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,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。五十八岁时在赫图阿拉城(即兴京)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——大金(史称后金)。天命十一年(1626),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,兵退盛京(沈阳),不久便撒手人寰。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,同时,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。关于他的死因,史学界争论不休,始终没有定论。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,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,郁闷而死,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。

据史料,天命十一年(1626),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(号称十四万)南征,一路势如破竹,不战而得八座城池,很快兵临宁远城下。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,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。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,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。据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,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,炮身长、管壁厚、射程远、威力大,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,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。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。据记载,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。宁远城下,八旗官兵血肉横飞,尸积如山。在攻城的第三日,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。

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,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?对此,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。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《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》一文中认为,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,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。经过潜心研究,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《春坡堂日月录》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“重伤”的珍贵史料。

据该书记载,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,碰巧与袁崇焕相见,袁很喜欢他,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,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。宁远战事结束后,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:“老将横行天下久矣,今日见败于小子,岂其数耶!”据韩称:努尔哈赤“先己重伤,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,请借再战之期”,最后终于“因慈懑恚而毙”。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“重伤”,并由于宁远兵败,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,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,最后终于郁郁而终。

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,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。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:在后金军队攻城时,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“大头目”,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,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。这个大头目,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。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《石匾书后集·袁崇焕列传》中记载,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,还击中了“黄龙幕”,伤一“裨王”。敌军认为出师不利,用皮革裹着尸体,一路号哭着撤退了。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,上述史料中提到的“大头目”、“裨王”即为努尔哈赤本人。

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,都说他是得病而死,至于得的是什么病,则往往讳莫如深。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: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,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“小子”的冷言讥讽,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,怒火中烧,导致伤口恶化,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,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,终于并发症而死。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。

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,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,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。《中国历史文献丛刊》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《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》及商鸿迪教授附《赘言》等文,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。李鸿彬在《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》一书中,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——《春坡堂日月录》提出了质疑。

疑点一: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“先己重伤”,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,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!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“重伤”,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,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,不仅袁祟焕本人,而且朝廷上下、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,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。但是,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,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,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。

疑点二: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,是天命十一年(1626)正月,至八月二十日死,中间有八个多月。从大量史料记载看,在这八个多月中,努尔哈赤正在“整修舟车,试演火器”,并且到“远边射猎,挑选披甲”,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,以复前仇。四月,还亲率大军,征蒙古喀尔喀,进略西拉木轮,“获其牲畜”。五月,毛文龙进攻鞍山,后方吃紧,这才回师沈阳。六月,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,他亲自“出郭迎十里”,全无“重伤”之人之病象。

因此,李鸿彬认为,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“重伤”,是不是“懑恚而毙”,很值得怀疑。

而对于努尔哈赤死因,明朝方面是有记载见于文字的。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:“而四乡络绎皆云,奴酋耻宁远之败,遂蓄慑患疽死。”明御史汪若极也说,因宁远大捷,使“奴焰大挫,一旦疽发,而伏天诛矣!”沈国元《两朝从信录》记载:“老奴酋疽发背死”。彭孙贻《山中闻见录》亦记载:“建州国汗,疽发于背殂”。同时朝鲜方面亦有类似的记载: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,“奴酋去(按应为“今”)七月间得肉毒病,沐浴于辽东温井(即温泉),而病势渐重,回向沈阳之际,中路而毙。”朝鲜《丙子录》也记载,“建州虏酋奴儿赤,疽发背死。”

李鸿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,认为: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,由于宁远兵败,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,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,整日心情郁忿,加上长期驰骋疆场,鞍马劳累,积劳成疾。同年七月中,努尔哈赤身患毒疽,并非炮伤,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。到了八月七日,他的病情突然加重。十一日,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,转入浑河时,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,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级靉鸡堡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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